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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开的声音

      我们的大学校园,不知什么原因,仅仅砌了半圈围墙。墙外,卧着大片的水田。

      南风轻轻的碰了碰,水田里的油菜花轰的就开了,黄得特别的新鲜, 弥漫出致幻的疯狂。说不上好看不好看,要紧的是,花开的声音一路招风的提醒我们,春天来了。

      校园里,莺飞草长。男生和女生比赛似的甩掉冬衣,袒露出五颜六色的青春。

      这是1982年的春天,走过这一季,我们就走到大学时代的尽头了。

      一班同学,忙着撰写毕业论文,我也是。我在欧洲文学的圈子里兜兜转转,最后,把论文选题押给了伏尼契的《牛虻》。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姓曹,在中文系,是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先生,他给我们主讲欧洲文学史,说起遥远的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如同说起自己熟悉的兄弟,没有夸张的语调,也没有多余的手势,清淡而高远,像行云,像流水。

      曹先生住在学校公寓,从球场穿过去,只要二十来分钟。下午一般没有课,我也不懂得要预约,没心没肺的,挎着书包,去就去了。

      那是顶楼的一个小套间,紧巴巴的,勉强盘出一间书房,是曹先生的天地。他坐在藤椅里,椅圈儿有一半已经磨毛了边,很爱惜的缠了胶带。师母轻手轻脚地走近,说,“老伴哎,学生来了!”曹先生的目光从书稿中移挪出来,和气的应着,“来了?坐!”

      我从书包中翻出《牛虻》,急急的盘点里头的人物:亚瑟、琼玛、蒙太尼里……顺便拎出一大把冷藏的问题 。曹先生摘下眼镜,双手握着一个瘦长的玻璃杯,茶叶带着梗儿,在水中忽升忽沉,乳白的雾气犹如轻薄的绢,柔软的飘起,他眯起眼睛,一口一口啜茶,听我嘈嘈叨叨,也不烦,偶尔想打断一下,话到嘴边,却有了温良的妥协,只是留下一丝体恤的笑意。

      怎么说呢?其实,我心里知道,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愿意学生上门霸占自己的时间,而我,而我,动不动就往曹先生家里跑,熟门熟路,是那样的随意!可是,内疚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隔三岔五的,碰见曹先生伏案著书,我不止一次的问过,要不要我帮着誊写书稿,或者整理资料什么的 ?事实上,不少的老师,常常给学生派上这活儿。曹先生呵呵一笑,“不用的,不用的 ,忙你自己的论文吧。”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生了锈的吊扇呼呼的转,把一个个下午吹得缤纷掉落,我是那么愚钝那么愚钝的守着曹先生的家,依赖着他的牵引,总算给论文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以后的下午,是死命的疯玩,打篮球,打排球,汗水顺着额发往下滴。忽然有一天,远远的看见曹先生的身影,我赶紧丢下球,朝他跑过去,问声先生好,他礼节性的点点头,慢慢朝前走,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从手提袋里抽出一本书,说,“送给你吧!”

      这是曹先生的著作,扉页上,字体温和而内敛:曹让庭/ 1982年立夏。

      我怔了一下,天道的风,把季节的门一扇一扇吹开,又一扇一扇关闭,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就立夏了。

      等我反应过来,我的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已经在珍惜和忽略之间,温暖的凋零了 。

      (作者系78级中文系校友,现任株洲日报社副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