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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考,高考

      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这一年于中国千万青年是人生中的一个深刻印记,于570万的高考考生来说,更是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理想远高于金钱,高考则是知识青年成就理想的唯一通道。尽管恢复高考第一年录取人数不到三十万,但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时近四十年,恢复高考,对于经历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已经成为浓缩了的历史阶段。一年一度的高考制度却一直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从未停止。
     
                      
     
      1977年冬,关闭了十年的高考大门砉然敞开,经不住同事的怂恿,考理科!我报考了湖南大学土木系。
      次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节。大学开始陆陆续续放榜了,我翘首期盼着。先本科,再专科,中专录取完毕。再后来就悄无声息,一切归于平静。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我落榜了!蔚蓝色的梦,似五彩的花瓶,“砰”的自由落下,碎了一地。
       “就这水平,还教高中?”“哼,还考湖大,莫考糊哒!”讥讽,嘲弄,风言冷语像刀片割得心阵阵发痛。女友来了,阴沉着脸,走时冷冷甩下一句:“推开窗子说亮话,嫁一教书匠不是本姑娘的初衷。”坦率得令人瞠目结舌。我无言以对。不怪她,我只恨自己无能。
      我任教的五中,五个教师报考,我和莫君上了初选线,我俩风风光光同去体检,又沮丧地一同落榜。1978年高考呼啸而来,国家给予更宽的报考政策。折羽后的莫君不敢重新振翅,华丽转身入了洞房,陶醉在温柔梦乡。
      好友规劝我,反正学校老师都没考上,就此打住也不叫丢脸。风险和机遇并存,我在考与不考之间辗转徘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那么关键的几步,有时跨出一步,即成天涯。
      1978年,我的学生将是我的竞争对手,师生将同登考场。的确,如再失利,而学生上榜,我将斯文扫地,哪里还有颜面再登三尺讲坛,流言的唾沫不把人淹死才怪。
      弃考,骨子里我心有不甘。上大学,是我的梦想。考大学,谓之跳“龙门”。如金榜题名,农村粮即转成“国家粮”,住茅房变成住瓦房,赶牛车变成驾轿车,一介白丁将升格为“国家干部”。从小,我的老师如是说,虽太露骨,却是实话。
      1975年,我曾被推荐考过“工农兵”大学生。贫下中农,教师和干部“三结合”考官小组以面试的方式考察考生。
      语文考试,考生自拟诗文当场朗诵。数理化测验,现身说法将所学技能用于生产实践。“农场颂歌”是我的诗作。豪情万丈,直抒胸臆的长篇抒情诗曾引起考官的共鸣。椭圆方程解决学校体育竞技场设计难题的创举也得到了考官的首肯。志愿填写,报了岳阳师专,野心不大,只要有书读就成。
      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的我,却终被打入冷宫。分场党委安慰我:你是教师,不是工农兵,资质不符。
      那是命,我认了。
      现在,邓小平再给我一片蓝天,为了那蔚蓝色的梦,还有那为人之师的颜面和男人的尊严,我顾不得身前身后了,决然豁出去背水一战,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选择:弃理从文,考文科!
      其实,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根葱,文科一直是我的强项。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语文科代表。毕业后又执教初高中语文五年。
      也曾拥有过辉煌,我执教的高四班,1977年全场19个高中班语文统考,平均成绩夺得全场第一名。
      回首我的1977年高考,语文和政治考得很理想,理化一般,败在数学,平时练了多次的三元一次方程在考试时没做出来。也难怪,“文革”时,初中数学只上到一元一次方程,其它的都是自学的。高中数学学得不错,但毕竟底子不厚。1977年考理科,的确是摸错了门槛。
      此时离夏天的高考只有3个多月,64个学生大班的班主任和教学重任压在头上,晚上九点批完作业后,才是我的复习时间。
      1978年,拿下数学,就拿下了高考。我拟定了战略主攻方向,花百分之五十的时间猛攻数学。我找来“文革”前初高中的数学课本、习题做了两遍。语文听其自然,就没有复习,紧巴巴的时间用在弱项上。
       党史、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政治经济学,在高中基石夯得牢,写批判文章是我的拿手戏,政治也打算少复习,啃老本。
      历史和地理课,小学学过点皮毛,“文革”中就根本没学过,教材也难找到。
      一套大开精装的《世界地图集》成了我的地理复习教材。秦岭、黄河、洛基山、亚马逊,漫无边际,列国周游。
      吴晗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常识》,共七卷,500多道问答题。夏鼎商尊,三国五代,零零碎碎,细心拼接。
       溽暑的夜晚,蚊虫滋扰,我把双脚置入水桶中,自嘲“水疗”,既降温避蚊,又醒脑驱困。
      “天将降大任于斯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红了双眼,瘦了腰板,朝着自己认定的路,我不顾一切,争分夺秒,拼命向前狂奔。
      考试前一天,我断然停下所有功课复习,垂钓悦来河,让绷紧的大脑得以松弛,芜杂的信息得以理顺。
       高考的日子,是7月21日至23日。洒下的汗水,将在这关键时刻兑换成决定命运的分数,农场设24个考场,3000多人参加考试。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警句,高悬在考场门前。四名民兵,手握钢枪,虎视眈眈,平添几分肃穆的气氛。
       进入五中考场,身前身后,是我的学生,昔日的师生,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成了竞技对手。大家相视而笑,算是互勉。政治、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英语,考试一门接一门,按序行进。
       答完“有人冬至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这道占15分的地理问答综合题后,自知大局已定,心中暗暗涌动着的全是惊喜。
       20天后,高考成绩公布,我的总分全农场文科第一,政治和地理竟考了80多分。那年,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分省划线录取,湖南录取最低分数线是305分。
      填志愿无人指导,求稳妥,未报外省,第一志愿填了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
       九月,刚收割的稻田,披着金灿灿的秋阳。稻垛在田,一派静谧;红叶漫堤,粲然可爱。良辰美景,想不舒心还难。
      学校认定我上大学是稳笃笃的了,开学后不再排我的课,嘱我静候佳音。落榜茫茫,企盼也茫茫。等大学通知,分分秒秒都是煎熬。
      9月15日,秋日静好。一早醒来,心怦然一动。我跨上自行车,直奔总场邮局。一群考生模样的人早已侯在那儿。
      倏然,一辆邮车像一片绿叶,在翦翦的秋风中从天边飘然而至。邮递员跳下车,挥动着手里的一封棕红色牛皮纸信封,大声喊道:“胡家建,你的大学通知书,湘潭大学,全国重点大学啦!”
      蔚蓝色的梦,今日终于圆了。心中的喜乐,似波涛涌动。
      拿了入学通知书,深藏在内衣口袋里,回家路上,不时摸摸口袋。是梦?非梦?父亲捧着通知书,双手颤抖,眼睛湿润了,我是第一次见他流泪。他说我是我们家族,也是我们这个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978年高考,610万人赴考,40.2万人中榜。我教的那个班,3人考上了大学,3人被中专学校录取。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骄傲的历史!我有幸成为那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我知足,深深地感恩那个时代。
      10月15日,我走进了湘潭大学。这时,我倏然想起了我的朋友莫君,如果他1978年再考,他也一定能考上。
     
      (胡家建,78级中文系校友,现任美国芝加哥市政府资深公务员,市立图书馆高级馆员,并兼任湘潭大学北美校友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