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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谈湘潭的“总”市

      编者按:

      湘潭历史上为湖南首屈一指的商业都市,素来有“小江南”“小南京”“金湘潭”之美誉。而其商业集中之繁华街市,独以“总”为名而划分,形成了中国城市中唯一的“总”市现象。“总”,是湘潭古老历史的缩影。何为“总”?素以“九总”“十八总”存世,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总?各总又分布在哪?其中又承载了湘潭多少历史文化记忆?文史专家何歌劲先生为我们全面解读——

    城总图全(拉大图效果).jpg

    ▲  湘潭城总全图

      一

      湘潭的“总”,不知起于何时,它一直在民间流传,至今不衰。

      “到总上去啊?”这在过去,好比别的地方人们说到街上去。那时候,湘潭城并不大,总上是最热闹的街市,没有到总市,就好像没有上湘潭的街。今天湘潭城变大了,老城已经不是显眼的一角了,新城往四个方向都有展拓,现在说去总上,那就是特指了这一段由九总到十八总的古老街道。

      “你住十七总啊。”每一总皆有确定的地段,这就是更为缩小的地理概念了。

      最近,窑湾唐兴桥那个地方,出土了一块清同治年间重刊的古碑,居然提到了十九总。湘潭有十九总吗?不是民间从来只有十八总的说法,电视台不是还有一个专题谈湘潭旧事的栏目,就叫《湘潭十八总》吗?这通碑是不是伪造的?人们起了疑问。

      其实,这通碑是假不了的。长约一米八,重达八百斤的一块硕大的麻石碑,字体猷劲深邃,它以十八总、十九总两总码头挑工的货物区域分野界定,透露了清朝时这两总的分界居然在唐兴桥,我姑且将此碑定名为《十八总十九总两埠码头挑运货物定界合约碑》。

      十九总,这个很少有人提及的总市有了,那么,曾长期困扰湘潭人的一总到八总有不有呢?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以前株洲属湘潭,从株洲宋家桥起算,一至八总在宋家桥;还有说一至八总在株洲渌口,九总才从湘潭市区算起。这其实都是不确的。

      九总至十八总之外其他各总,虽不见诸今人口传,但亦零星有所记载。彭德怀在《自述》中,记载了1921年他到“湘潭城南八总大步(注:《彭德怀自述》印刷本因识读之误错为“先”)桥河边”找郭德云的旧事。1922年所印行的《新订湘潭城乡区域现势图》之《城区详图》,八总在通济门到生湘门之间,十八总在钱家巷和居仁巷之间,另有上十八总在壶山沿河一线,正十九总从唐兴桥到喻家巷,上十九总则完全在锦湾街内。1928年所镌《湘潭石嘴头碑记》中也有“十九总”的称号。而我们更可以从嘉庆丁丑(1817)刊《湘潭县志》所附《城总全图》中比较完整地看到湘潭总市的旧貌。总为湘潭城市特定街市一个地段的称呼,各总之间设有门楼,上标各总之名,从八总到十八总,赫然醒目。各总设“值年”或“首司”,为公共事务管理负责人员。各总首尾,设栅为卫,入夜关栅,天明则启。街道用青石板铺路,两边店肆鳞次栉比。这是一个繁华安宁的小社会。

    湘潭城平面图2.jpg

    ▲  湘潭城平面图

      

      关于湘潭总市的缘起,则还要从更远的时候说起。北京有句名俚“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把它搬到湘潭很合适,那就是“先有唐兴寺,后有湘潭城”。其实,唐兴寺是唐代的名称,这个称谓是大政治家、大书法家褚遂良在湘潭浇心中的块垒,为反对武则天谋夺李姓天下而改的名。这个寺庙是湘潭最早的寺,原来叫石头寺,大概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座石头山上,此山形态像壶,后来便叫壶山,晋代大军事家、八州都督陶侃在这里驻过军。这里是湘潭今城区最早的人群聚居区,也即是街市最早的形成地,湘潭城应该是从这里出发的。

      在古代,一个城市要发展,它必须具备区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条件。湘潭今城区的发展,同样得益于它成为当时湘潭县的县治所在地。湘潭县的版图自唐代天宝八年(749)划定,基本上稳定了一千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渐次划小,而它原来的属地,是包括了今天的株洲市区与整个株洲县的。湘潭的古县治于唐天宝八年新设于洛口,即今天的湘潭县城易俗河,至于是何时又搬到了今址,则无详载可考,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宋代搬来的。

      北宋有个孔武仲(1042-1098),字常父,临江军新淦(今江西新馀)人,仁宗嘉祐八年癸卯(1063)中进士,神宗元丰三年(1080)为江西信州从事,六年底(1084年初)离信州抵京,旋出任湘潭县令,于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春离开湘潭之任赴京就职。他在湘潭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县街重叠俯惊湍,正与湘江咫尺间。

      侵齧最忧东汇水,蔽遮惟有北来山。

      清流倒影楼台壮,白瓦连云市井闲。

      捍患持危功不小,亭亭千古镇荒湾。

      读这首诗就明白了,这里写的就是今天湘潭城区的地理,也就是说,湘潭县治最迟是在1086年之前就搬到了今市区了。

      三

      湘潭城的总市是何时命名的,已不可考,但肯定不会晚于明代。

      清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刊吕正音修《湘潭县志》录有这样一首竹枝词:

      生湘园里摘黄柑,八总街衢树底探。莫辨城中分总处,小东门外栅栏三。

      生湘门,旧接九总为八总,历新街、大街、宣化街、攀龙街,凡四总,出小东门更三总。国初闭生湘门,诸总遂废。韩愈湘南诗:家自钟黄柑。

      应该是先有总后有城,而且是从一总开始而顺序排下来的。一总至八总只是因为后来筑城,被分割切块,逐渐消散了。这里不但记载了清前湘潭街市一至八总的准确位置,还记录了乾隆时的变迁:八总已是树影婆娑,城中四至七总的分总栅栏因失去防卫意义不复存在故各总界线变得不分明,但孤悬于城东的一至二总则有栅栏三个而依旧,至于三总显然也与八总类似,为城墙所取代了。

      湘潭志书记载最早的建城墙时间是明万历二年(甲戌1574),而总市是被城池罩住的,因而湘潭总市之设肯定远远地早于明万历年。值得注意的是,总市的命名没有按街市发展最早源头的西头起算,而是从东边开始,除了遵从太阳由东而西的自然规律之外,恐怕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最早的县治皆设于靠近东方,正式建城的街道规划便也着重于东头了。

      清嘉庆刊《湘潭县志》对总市也载得明白:

      明时自县东宋家桥起,直抵小东门为一、二总,入城历宣化街、大街、攀龙街、新街为四、五、六、七总,出生湘门为八总。国初闭生湘门,诸总遂废。

      八总正街:通济门外起,至平政桥止……九总以上至十八总迄今如旧……其十八总又分上下,上十八总即旧志所称十九总也。

      从一总到十九总,肯定有一个绵延发展过程。乾隆年间尚存的一、二总后来到底也消失了,一至八总由于实际废用,便在人们的口头逐渐湮没。由于一至八总的废弃而导致街市向西延伸,这便是十九总出现的原因,过去一度安静的梵刹之区锦湾自然也就繁华起来了。这个过程在清乾隆时便已完成,我们可以在当时流行的一首竹枝词里看出来:

      不使城喧接市喧,生湘门静锦湾繁。桥西晒网鱼虾埠,洲北飞帘竹木屯。

      闭生湘门,不利于潭也。志称,陶公山市氛渐远,秋深黄叶,一名锦湾。燮元圃诗:静看渔舟上锦湾。今八总废街,越锦湾至杨梅洲矣。

      所谓生湘门,查湘潭建城时所开六门中无此门,城总交会处在瞻岳门与通济门之间,后来可能是因行旅不便而增开生湘门以使城内街道与总上沟通。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正月湘潭城陷,南明督师何腾蛟出生湘门被擒,不屈遇难,湘潭同时惨遭屠城,故后来形家有言,谓此处开门于城不利,于是知县郑有成于康熙初(1662)修城时将其封堵起来。交通一断,城街与总市分割,这是一至八总彻底废用的又一个原因。

      十九总由于处于窑湾境内,是城市末梢,其街道不及十八总以下总市之规范与繁荣,而且就从嘉庆县志所载总市图看去,该总并未如其他各总一样设置区隔栅栏,这种区别导致其总市的名称不彰,反被民间俗称的窑湾所替代了。另外,至迟从元代开始,湘潭城西杨梅洲处的这道河湾,无论是在文人的笔墨里,还是在正史中,都是记作锦湾的。窑湾的名字在嘉庆之前是从来没有登过正堂的,即使嘉庆志,其图志所记载之正名仍然是锦湾,不过偶尔出现了窑湾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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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世纪三十年代湘潭总市

      

      昔日湘潭总市之繁华,王闿运在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刊《湘潭县志》中有精彩描绘:

      湘潭,湖外壮县也,财赋甲列县,民庶繁殖,官于此者恒欣然乐饶。民间为之语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嗜利者不知足,见可以多取,辄增取之。自承平以来,屡以钱漕讼。然公私悦利,穰穰尤甚。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及转移,执事者肩摩履错,无虑数十万人。其土著农民合巨亿计,孔子所谓庶哉富矣之邦欤!

      他还特别提到,湘潭曾有“小南京”之美誉:

      沿湘以上十余里,自前明号为小南京。依水列肆,不可以郛[外城,即郭],前湘后湖,形势比于夏口。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湘潭县吕志里还收录了另一首湘潭竹枝词:

      酒醉花飞燕子桥,肉汤白饭宋家淘。竹枝重谱新鲜调,低咽一声湘水高。

      岸花亭、燕子桥、宋家桥,俱在小东门外。杜甫发潭州诗:“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湘江渔歌:“摇到宋家桥,白米饭,肉汤淘。”

      《湘江渔歌》里使用的一个“淘”字,是典型的湘潭方言,它的意义不同于普通话中的“淘洗”,而是“掺入”、“拌和”。刻意品尝的,不是直接的肉类,转而为汤汁,这是对美食更高层次的鉴赏,于此可见当时宋家桥一代的生活追求已经接近了今人的标准。

      清同治间刘光临,写了几首竹枝词,颇道出了湘潭的历史沧桑,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笙歌越女曲吴娘,红折桃花绿折杨。

      十里金鸡桥畔路,风流空忆吉藩王。

      湘潭人对自己的总市情有独钟,民间说唱词《湘潭景》对此有非常丰富的描绘。这里摘取若干句段,以窥其全豹。

      东边进城文星门,来往行人忙不停。

      粮食铺子真不少,车子担子满街跑。

      麦子高粱谷米多,一船一船满江河。

      又有碓坊左右摆,南北货物分好歹。

      乡里人上街来买枯,碓坊生意不马虎。

      推的推谷担的担米,买东买西人挤挤。

      前文所引“肉汤淘”,反映了旧时一总的街市情状,而这里反映的是湘潭旧县城的城东门,实际上就是老四总的风貌。

      观湘门进城不何气,小买小卖好生意。

      猪血油饼雪花泡,心肺米面味又高。

      百般货物样样有,南货铺子买美酒。

      是样的货物堆满街,县署衙门有官差。

      惟有县衙多宽阔,太爷衙前清风阁。 

      这应该是属于五总的地界了。

      还有一张生湘门,总上笔直好进城。

      这张城门在八总,百姓要开官不肯。

      本朝规定不能开,留个缺口作炮台。

      这里讲的自然是八总。

      无姓码头且丢开,正街讲到后街来。

      头条老街叫喇叭,来往行人多通达。

      上通总,下通城,河里挑水进乡村。

      担的担水洗的洗菜,河里喊船来过载。

      城总之分割处,其后街为运水之通道。

      三街六巷九码头,慢打慢唱数情由。

      十六总后街不何气,京花寿服好生意。

      梧桐箓竹舞风筝,由义居仁赐太平。

      二三条街来如曲尺,来往人等谁能识。

      个个都走大码头,谁知曲尺在街头。

      三街一气数完了,六个巷子听我表。

      黄龙巷对杉树巷,八十三家生意旺。

      城外之总,唱词多说的是殿堂庙宇,上面所引则是唱完诸总后而涉及到的城外总市的后街。

      再数湘潭九码头,列位慢慢听根由。

      朱家码头修得久,马家码头年深月久。

      曹家码头药材行,唐家码头接官亭。

      官亭搭在南方丙,周家码头十三总。

      蒋家码头有好宽,张家码头把纸窜。

      方家码头人挤挤。喻家码头窑湾里。

      湘潭的总市沿河而设,由河上岸,跨过一条窄窄的带着吊脚楼的河街,便到了总上了;而连结河流与总市的,就是那一排排垂直于河流的众多码头。

      走过排沙子十八总,建福寺木屐卖得狠。

      货无二价本又真,两边都是石鼓亭。

      丢开庙宇不数起,金鸡桥在沙湾里。

      两脚不住走忙忙,河岸开的粮食行。

      上去下来不打紧,鼓楼门在十八总。

      如果说前面所引小东门一带的米市主要是对本城居民米粮的供给,那么昔日的十七、十八总的沙窝与窑湾,则是粮食外运的主要的港湾。

      一日从头数到底,三张桥名朝河里。

      宋家唐兴大埠桥,明月山川对河朝。

      大埠桥朝后湖里,早年有人担水洗。

      七星桥对八仙桥,千年古迹万年牢。

      唐兴桥来茅坪阁,天天有人放棕索。

      “江山胜迹”刻丹崖,陶坟何冢在中间。

      沟通王闿运笔下沿河十余里丛楼列肆的通道,有三座桥最为显眼,现在只剩下尾头的唐兴桥了。其起首的宋家桥与中间著名的大埠桥(平政桥)早已化为埋设了通水管道的路基,无迹可寻。

      以上只是摘取了《湘潭景》唱词中关于总市商贾与民生的若干句段,这首长长的唱词还有诸多对于总市的古迹、人物、文化消费的描述,限于篇章不予引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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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1年湘潭

      

      一千多年来,在湘潭城市的总上不知演绎了多少繁华与悲壮的故事。其中,湘军初起时于咸丰四年(1854)与太平天国军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部之水陆大战,实际上是两军最终胜败的分水岭。太平军乘早期连捷之势,孤军深入,不意惨败于新崛起的对手。后来,太平军后期将领李秀成被俘后总结太平军败因十条,竟列湘潭之战为第四,紧接于战略、策略原因之后,而视一个战役为转枢。   往者如江,来者如河。这里再摘取总上发生的人物与史事的几朵花絮。   南明督师何腾蛟身殉湘潭,这是南明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何腾蛟一死,南明政权的命运就决定了。何腾蛟遇清军突袭被俘,即被关押于城内西禅寺。其具体殉难地点,时人汪煇记载为“何公于二十七日杀在流水桥坡侧后,有僧人推土墙掩之”。但流水桥到底在哪里呢?清初陶密庵所作《何公殉节传》将流水桥认定为大埠桥,县志载“大埠桥:在八总,明代造,名曰‘平政’” 。而清嘉庆刊《湘潭县志》“津梁”篇则将流水桥断为城外之西面、总市十七总后之流水桥:“流水桥,在十七总,明何阁部腾蛟殉节于此。”王闿运受此影响,在其纂修光绪刊《湘潭县志》时亦在第二卷《桥渡表》中沿袭了此说。他还在《山水》中加以了申说:“由义巷北有流水沟,何云从致命于此,沟有小桥,故亦云死于流水桥。”民国早年,湘潭人重修何腾蛟衣冠冢,对何腾蛟究竟殉难于何处,仍不能确断。当年受主事者请托撰文记其事的逊清遗臣赵启霖持较谨慎的态度,广采各说:“今惟所谓流水沟、流水桥,或云在由义巷北,或云在十四总,大埠桥或即流水桥,抑别是一处,皆不能确定为何地。” 对此,笔者据明代湘潭籍京官李腾芳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所作《半边街砌石记》之记载“县治之迤西临河者,曰半边街;街之上流为大步桥,县后田涧之水出焉;下流为流水桥,城中之水出焉”,以此确认何腾蛟被害地在原来架设于通济门处流水沟上之流水桥侧。此流水桥大约是在明末清初因出城水路的改造而消失了。故何腾蛟当殉难于原七总所在之位置。

      毛泽东主席与湘潭的总市也有着特别的联系。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曾经说道: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

      在斯诺的笔下,没有讲清毛泽东到底是不是来到了湘潭的米店。而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2月所编《湘潭文史资料》第一期所载毛信华《毛主席在湘潭市部分历史事实的回忆》回答了这个疑问:

      光阴似箭,顺生公长子泽东,字润芝,年已十五,在毛蕊珠先生处读了一年私塾以后,顺生公决定将长子罢学就商,送来湘潭,交给槐林公学做生意,于是少年润芝就留在我家了。当时我父亲也是在行里学做生意,长于主席一岁,名泽裕,字岳乔。兄弟俩同起同居,十分和顺。   (2003年9月28日)

      笔者为寻找最终的答案,在十七总河街走访了当时尚健在的八十余岁老人毛斌生,他给我指认了位于十八总河街的毛主席当年学徒的“宽裕行”,并纠正了米店的说法,称其实为粮食贸易行。他说:

      韶山来人到“宽裕行”学徒,怎么走的?旧社会磨人。毛岳乔的父亲要吃叶子烟,要学徒点纸楣。他沤气了,人还有什么搞手?很不服。不久,要走人,不搞了。做了一首诗,把沙湾这一带归纳起来。沙湾河边有个沙洲,靠上头有个“源源”码头。沙湾过去屋挨屋,尽是吊脚楼。

      诗是这样写的:

      沙水对沙洲,源源不断流。

      人住人脚下,何日待出头?

      1950年初,毛岳乔在唐兴桥溪水口的住处,亦即十八总的尾头,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封上毛主席以其端正的楷书写上了地址:湘潭 狮子口,信笺则为:

      岳乔兄:   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此复 顺颂清吉     (毛泽东   二月十五)

      我这里顺便提一提,毛主席的老师毛宇居1959年上北京求取到了毛主席 “湘潭大学”的题字,他携着这纸珍贵的书法作品,途经长沙坐船路过湘潭,就是住宿在了毛斌生家。

      身经百战,响誉中外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也是湘潭人,他与湘潭的总市更是命运相联。

      1921年秋,彭德怀在南县注滋口连长任上杀了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被赵恒惕派来的人逮捕,押往长沙,半途逃脱,直走湘潭,来找自己参加湘军时的第一任班长郭德云。几十年后,他在自述中写道:东方刚白,到了湘潭城南八总大步桥河边,叫开他的门,郭惊问:“出了什么事呀!夜晚跑来一定有事。”即闩门到楼上一间小黑房里。我将经过告诉了他和他父亲郭三老倌,郭告其父,不要使外人知道。

      一天晚上,郭对我说,今晚搬到乡间去住。大概十时左右,我随郭到城外一个菜园内。有两间茅房,是他的外甥李桂生(有十六、七岁)家。李母眼睛瞎了,人很和气,也清洁,一看就知道是郭得云的姊妹。第二天,郭送来《水浒》、《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报纸等,并说以后每天报纸由他送来,或桂生上街卖菜时带回来。

      又过了十来天,郭得云带引李灿、张荣生和黄公略来到我处。李桂生在街上买了猪肉、鱼和一瓶米酒,准备午饭。郭、李、黄、张、我五人谈到救贫会章程,将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彭德怀还有一个姑母住在湘潭十一总河街,开谷长太木器店。彭德怀这次也到了这里。第二年初,彭德怀离开湘潭,到了广东。1923年春,彭德怀又回到了这里,哪知郭德云已于半月前害病死去。年近八十、忠厚待人的三老倌,忧愁满面,孤苦饥迫,难以为生。彭德怀除安慰外,问郭得云有无遗言,说是临死前把一个十一二岁弃读学皮匠的孩子托彭照管。这个小孙孙叫郭炳生,后来随彭德怀参加革命,成为了红军红二师师长,再后来竟成为叛徒,为红军所消灭,此是后话。

      更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10月,彭德怀随部队由广西回到湘潭,与以童养媳进门的结发妻子刘坤模圆房,从家里到县城,租住在通济街云升鞋铺,在这里度过了半年蜜月。彭德怀将刘坤模送进了湘群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每日上午学文化,下午分两班学缝纫和刺绣。夫妻俩第一次在一起过年,过年后彭德怀因部队开往湘西北而离开湘潭。历史已经远逝,但在七总曾经演绎的这段目前还尚不太为人知晓的佳话,应该长存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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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三十年代湘潭城墙

      

      讲到这里,笔者还要提到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在湘潭应用如此长久、普遍的汉语词“总”,却在全中国的任何一部字书、词书中都找不到它的这个义项,《辞源》里没有,《辞海》里没有,《中华大字典》里也没有,更无论《现代汉语词典》了。

      关于“总”的字典与词典解释,能与湘潭的用法有所靠近的,大抵是这样的:

      总(總),zǒng,形声。从糸(mì),悤( cōng)声。糸是细丝,细丝常聚合成一束,故从糸。本义:聚束;系扎。其细分意义则为:1. 聚合,聚在一起;2.概括全部,主要的;3.为首的,最高的;4.束系,束头发;5.经常,一直;6.一定,无论如何。

      关于“总”之“汇聚”义,则有“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书•盘庚》)、“功名之总也”(《史记•礼书》)、“总揽英雄”(《三国志•诸葛亮传》)这样的例句,用词则有总萃、总集、总聚、总总、归总、汇总等等说法。这些说法或许正是湘潭“总”字意义的原始出发义项,但是它解释不了湘潭的“总”。

      一个晚起的词“老总”,是对旧军人、旧警察、旧官员的俗称,见之于《官场现形记》以及老舍的《茶馆》、孙犁的《风云初记》、萧红的《生死场》,但它与湘潭的“总”是八杆子也打不到边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这个词用的地方太少了,编词典的人没有注意及此。尤其值得遗憾的是,它错过了一次本来可以进入大型辞书的机会。抗战期间时任北平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的黎锦熙,由于战乱意图将编纂处迁移到自己的家乡湘潭,他当时称这个行动为“移馆”。1936年他在湘潭二湖头岭建设榆楼,次年建成,本拟用作自北平南迁的大辞典编纂处,1946年4月曾归此重整旧事。我不知道后来编成的这部《国语辞典》是否将湘潭“总”这一义项收进去了,看来是没有。

      毫无疑问,“总”是湘潭的一个独有的词,是在湘潭使用了几百年且现在仍然活在湘潭的书刊里与民众生活里的汉语词。以后《汉语大辞典》《辞海》的修订,完全可以建议加上这一词义释条,如同在《辞海》和其他大辞典中,“栅”字除了有zhà、shān、cè几种读音的义项,还有shi或shā的读音被注为“〔大~栏〕,方言,中国北京市前门外一条热闹街市名”一样。

      末了,我试着为湘潭的总市义之“总”字给出一个详释:目前发现唯一在湘潭古城流行应用,最迟形成于明代,对城区纵向主干街道亦即商业主街上设栅为卫、入夜关栅、天明启闸的一段区间的称呼;随着社会的演变,迨至民国以来,栅闸拆除,但名称依旧,其覆盖区域扩展至平行的相应河街,成为地段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唯分界点渐次模糊。

      (何歌劲:湘潭大学中文系1982届毕业生,湘潭市文联原副主席、调研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