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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青春的故乡名叫湘大

    写在大学毕业20年之际

      有一个地方,在脑海中千百次浮现,却不会轻易去访一次。那种欲近还远的心态,只能用近乡情怯来形容。

      那个地方在湘潭西郊,不知因何名为羊牯塘,当时是靠一趟孤零零的6路车连接着城区。矗立着的三道拱门,在大学校门当中极为独特,象征着文理工综合。拱门顶部并不合拢,喻示着学无止境。

      那里有东坡村、南阳村这样诗意的地名,有南山、北山这样毕业生心领神会的校区。和那些与喧嚣城区融为一体的大学相比,有如孤岛,又似静土。

      那青春的故乡名叫湘大。

      

      到羊牯塘报到的那一天,是在紧张中度过的。

      在湘潭汽车站下车,我和父亲被接上了湘大的校车。车厢内到处堆着行李,挤得人转不过身。从一个个肩膀、脑袋的缝隙中,我看到车驶进了奇特的三道拱门,一道道悬挂在树上的迎新红幅扑面而来。停车,开门,父亲被人流裹挟着下了车,我正拼命往下挤,突然车启动了,这下心急得嘭嘭直跳,扯起嗓子大喊:停车,停车!

      车停了,一片嘈杂呼叫声中,我大约知道了,这里是湘大的南山,文科生还要上北山去。大门挤得已经无法打开了,在我和别人的拼命拽扯下,不记得是父亲还是行李,终于从车窗外被拉进来了,车缓缓启动了。

      递上大学录取通知书,“你就是……”中文系的女老师一字一顿念了我的名字冲我一笑,吓我一身冷汗:“招录时猜想你是调皮捣蛋的学生,后来瞧语文成绩不错,才录了你。”

      学费是妈妈掖在父亲穿了两重的长裤口袋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父亲使了很大劲,才掏出夹着体温的钞票,交了学费。与现在比,那时的学费便宜,包括军训服装等杂费一起,也就400多元,但对农家而言,算一笔不小支出。

      把行李放在宿舍后,几个在这里就读的老乡就过来了。他们要带我去逛一下校园,父亲赶快让我跟着去。校园太大,逛了一圈回来,父亲不见了。同宿舍的人都摇头不知去向,这下急了。好在过了半小时,到四周转了转的父亲穿过黑幕出现在我眼前。

      与父亲挤在贴着我名字的双层床下铺上,迷迷糊糊的我睡着了。

      

      很快,这块已经开始绿树成荫、但师生们仍习惯“黄土高坡”代称的校园,带给我喜悦与激动——因为大师的存在,因为与大师的接近。

      是的,一所大学,并不一定要有大楼,但一定要有大师。

      即使有大师,如果你未能谋面,没有受教,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师不应是你炫耀大学的华丽装饰,而应是滋润你心灵的甘泉。回想大学,我常常想到这一点,并且想给后来者这样的忠告。

      那时,中文系“三老”健在,不过他们退休多年,已不给研究生开课了,更遑论我们本科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在国内学术界声名赫赫的三位耆儒,治学涉猎诗、赋、骈文、文心雕龙的姜书阁先生,深耕元曲的羊春秋教授,钟情甲骨文与王国维研究的萧艾前辈。

      我们四个楞头青样的同学,直闯东坡村羊春秋教授家里。仙风道骨般的教授不但令家属开门上茶,还一一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数日之后,由我主笔写了一篇人物通讯,一起送给他审正。他看完了问:“谁写的?”“是我。”“文笔很流畅嘛!”教授表扬我时的语气和神情,一直难以忘记。

      这篇公开发表的通讯标题到现在还记得:《夕阳影里尚奔驰》。后来我读到教授几篇文章,笔锋迥然不同于一些学术文章惯有的枯燥冷涩,而是行云一样云卷云舒,流水一般潺潺不绝。恕孤陋寡闻,自那以后,我还极少见到过这样不管是思想还是文笔,都如此行云流水式的学术文章。

      不像羊春秋教授有家属照顾,萧艾教授一个人独住。儿女不在身边,他带的研究生——也是教我们汉语的谭老师,给他背米送柴。满室皆书,他行动迟缓,盯住我们的浊黄眼珠,却不时射出一丝深沉有力有目光。

      虽不给我们这几个学生吃闭门羹,但他沉默寡言,惜字如金。他谈到治学方法时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将地上的文物和地下的挖掘结合起来,他带研究生到长安和西北一带考察,时时感觉随便一锹下去都能找到文物。记得讲到这里,他目光一亮,语调高昂。

      当我寒假回家给父亲聊起教授时,父亲感叹:“萧艾,这是一个很苦的名字啊!”教授一生身世坎坷,1979年,当任湘大中文系主任的羊春秋教授请其出山时,他正在洞庭湖畔益阳的一个乡村角落种植木耳。我们上图书馆,有时看到在长长的石阶上,他一步一步缓步向上攀登的身影。不由得停下脚步伫目,从倔强的步伐中感受到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不向衰老弯腰的意志。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在古代文学课堂里读宋玉《九辩》,我立马就联想起了萧艾教授。

      身材高大挺拔的姜书阁教授常常在校园里拄杖独行,他给我们做过一堂报告。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他就出手了《桐城文派评述》和《中国治外法权史》两部专著,受到时任校长罗家伦的赏识。他的女儿姜逸波副教授,传承家风,为我们主讲古典文学。有一次已届耄耋之年的他,到我们班的隔壁宿舍交流,可惜我没得到讯息而错过。

      毕业后不久,中文系“三老”先后去世。虽不像77、78、79“新三届”的本科学长,如沐春风般上过他们的课,也不像一些研究生,能够成为登堂入室的弟子,但比起当时和他们没有交集的同学,以及后来只闻空谷足音的学弟学妹们,我们已算幸莫大焉。

      除了本中文系“三老”,我们也曾跨系去寻访那些思想敏锐的老师。

      几个毛头小伙,大大咧咧成了图书馆馆长朱建章老师家的座上宾。记得他的居室是在校招待所旁的一栋楼里,门前屋后立着高大的树。毕业于北大图情系的朱老师,是文献检索学方面的专家。那个年代互联网还没有进中国,更不用说有百度,我们从朱老师家里得到了很多搜集知识的方法。

      犹记一个个晚上,我们占据老师的蜗居,越侃越宽,越聊越勇。兴之所至,老师找出零食,打开白酒,拿出奇书,正所谓“疑义相与析,奇文共相赏”。夜沉沉,当我们不得不和老师告别后走在寂静的校园里,从南山到北山两排香樟树侍立的长坡路上,撒落一串串年轻人激烈而兴奋的辩论……

      尽管只是一面,一席话,一场报告,一篇文章的评点,但大师所能给你传递的东西,可能超出一学期的课,其影响远远超出当时的想象。经年之后,回荡在脑海里的大学记忆,许多人已经茫然无存,大师的形象和指点却越发清晰。

      只是此时每每遗憾的是,为什么那时这么幼稚,不能够提出更多更深的问题,得到更多的指教呢?正是对大师的崇敬,使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学术的尊重,对思想的景仰,对自由的热爱。如果不是觉得快毕业的自己像一头长出角的小鹿,到处想去碰一碰,我差一丁点就准备考研读研,走学术之路。

      从没请老师吃过饭,我们常到老师家蹭饭;从来进门都是两手空空,反过来老师还要赠专著给我们。毕业之后,我读了湘大编辑的两本校友回忆录。发现很多毕业较早的校友,都满怀感激地写到,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到老师家里“打牙祭”的经历。

      甚至有人比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校之初,在极度艰难条件下师生相濡以沫,发奋教、学的情景,依稀有如当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那时的我们虽然正值青春年华,却身材单薄,面有菜色,但那些美食和思想的双重“牙祭”,却让我们饥饿的心灵世界不断丰盈,狭窄的思想领空不断开放。回想起来,仍觉口有余香,心似飞翔。

      

      那些通过各种各样方式帮助你的师长,使你感到大学的温度,也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大师”。

      姚锦川老师是学生记者的头。

      身材墩实、鼻子红红的他,每天上班时从家门出发,骑一辆骨架很大的单车驮着搂着拐杖的妻子,穿行在校园,把她放到上班地点,然后再去自己办公室。几十年如一日的骑行接送,是校园独特温馨的风景。

      大三暑假前的一天,我到他的办公室,请教到哪个单位去实习。他叭嗒叭嗒猛吸了口吐出一圈烟雾,“你去光明日报吧,找站长,那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说是我介绍的。”

      和姚老师隔壁办公的,是校报主编樊昌志老师。

      大一入学不久,也许觉得不发表点东西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写了一篇小小说,抄在浅蓝色方格的稿纸上,跑到校报。清瘦斯文的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把稿子读了一遍后,用淡定的语调提了意见,要我把稿子留下来。

      我估计可能毙了的稿子,隔了一周,在每个宿舍发一张的校报上刊登出来。

      虽然是豆腐块,这篇小小说却点燃了我的写作信心,成为我后来大学发表作品的起点。在我毕业后,昌志老师到中文系任教,后来晋升教授,他虽然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但每次见到他,我都恭恭敬敬执之以师礼。

      在校办公楼,我还懵头懵脑跑到素不相识的张子云老师处,在他的指点和校报支持下,我在校报开了一个专栏。

      专栏结束,写得一手好文章、好字的子云老师给中文系的一位领导打电话,把我神侃力挺了一通。

      最不可思议的是,老师们开始关心起我的感情生活来。

      我的班主任老师胡平仁先生,是一个望之很严、即之亦温的学者,现在是湖南省有名的法学教授。师母周秀萍,辽宁人,个子高挑,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现在也是湖南大学生语文普通话过级的主考老师。

      这一对学者夫妻,教学研究的任务很重,却在我大四快要毕业之时,“研究”我的感情。或许觉得有必要对不谙世事的我来番感情“扶贫”,或许是觉得那个女孩子很优秀,有一天,他们精心安排了一个饭局,炒了很多可口的菜。我为了壮胆,找了罗文华同学一起参加。

      不知道那餐饭是怎样结束的,但我辜负了老师的好意,从此与那位女孩再无交集。毕业在即,前程未定,实不敢耽误人家。也是在那天,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憧憬着一场邂逅式的相遇,不习惯那样庄重的布局。

      还没开课就提前到宿舍来访问我们的王建章老师,上课时常仰头向天、擅长主讲明清文学的徐炼老师,对我们一拨学生记者热情相待如同辈人的谢胜文老师……往事虽然如烟,但这些青春岁月给予我成长关爱的师长们,却如同一幅幅悬挂在眼前的人物画,清晰逼真。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大学,传递给你最重要的,不仅是教室里的学识,还有校园中的温度。毕业时间越长,社会的商业程度越高,我就越来越觉得我所置身的湘大,就是这样一所有温度的大学。

      要不然,像我这样一大批土里土气,不懂人情世故,天资又一般的学生,在熙熙攘攘、高手如云的大学里,凭什么得到老师的关注和帮助呢?

      那时对湖南主要高校的特色流行一个段子是:“湖大的牌子,工大的房子,师大的妹子,湘大的包子。”是的,湘大食堂的“包子”确实香,但我更愿意注入另外一种“正解”,这就是,正是湘大老师对学生的“包”容,使得我们这样的学“子”不断成长。

      老师关爱学生,师生可以无间,在湘大是有着浑厚的传统,这是湘大“校风”的一大特色,也是大学“校风”最珍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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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10月 湖南郴州汝城采访生姜种植农民

      

      看我们“写作小组”劲头十足,学校给我们一个任务,前去采访已经毕业的优秀学长。

      在湘潭柴油机厂,我们采访了从技术工人干到厂长的理科毕业生。

      在长沙,我们直闯省政府,找到了当年省委书记的秘书,发表了半版报道。

      从湘潭到长沙,奔赴湖南日报,我们找到了陈惠芳老师。他是记者、编辑,也是著名的乡土诗人。两口子住在湖南日报的老式筒子楼里,房子逼仄。采访没有正儿八经,两口子招待我们大吃大喝一顿。然后我们扬长而去,最后一个字也没有。

      参加工作后,几次碰到陈惠芳老师,内心甚为不安。这多年前的文债,像鞭子在抽打自己。惠芳老师显然忘了这件事,后来我还是把这件事说穿了。尽管面容已经沧桑,但诗情仍然充沛的他依稀记得有这回事。

      采访优秀毕业生,使我们找到了一条与社会沟通的方式。绝大多数同学缺乏这样融入社会的经历。当然,比我们走出更远,走得更神的也大有人在。

      比如我们系的王伏虎学兄,在校期间,跑到战火还未熄灭的老山前线,发回了战地报道。在图书馆的报刊借阅室,我把当年对此壮举作出报道的校报找出来,目光久久不能离开。

      参加工作不久,我带过前来实习的华中理工大学杨文明。他前来单位自荐实习的资料,就是暑假期间带50元钱环游国内多个省份的考察报告集。

      是的,大学生活,就应该有这样一段游学的经历。正因为如此青涩,幼稚,说走就走,过程的一切才那么新鲜,有趣,深深镌刻,一生难忘。

      湘大当时号称是湖南省面积最大的大学了。大学是象牙塔,塔内地盘再大,与塔外的世界相比,也是九牛一毛——年轻的朋友,勇敢地走出塔吧,不要偏安于塔内小世界!

      

      大学之可爱,在于有形形色色,极富特点的同学们。

      痴迷文学,从外语系的花丛中转到中文系的佾新兄,经常点着蜡烛通宵写诗,自撰自编有关张家界与秋天乡野的两本诗集。我们曾经在滂沱大雨中打篮球,那招奇特的篮下反手旋转投篮法,就是他在北山文科楼球场传授给我的。

      在广州机关工作的佾新已成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多部诗歌、文学著作。

      因小说《九妹》而在人民大会堂获奖,破格从专科提拔为本科的孙健。夕阳西下,北山第一排宿舍楼前,常看见天庭饱满、头发前卷的他斜挎书包,和一个热恋中的女同学走向阶梯教室,隔几天校报就出现一篇大作《自修去》。

      在长沙电视台,工作出色的孙健早早评上全省先进工作者,如今担纲新闻频道总监。

      隔壁中文系89级的几位,头上各缠一块红布,在俱乐部唱老崔的摇滚,现场山呼海啸的效果绝对超过《致青春》电影中的毕业晚会场面,其中一位是来自古丈的石庭虎兄。几次遇到在湖南日报工作的他,却总是温良恭俭让谦谦君子形象。

       91中文两个班中上课最认真、笔记最完整的男生,当是周小兵同学。每逢考试临近,他的由学校统一发的蓝壳子正方形笔记本常被一些同学借去补抄、复印,有一次居然传丢了,小兵同学亦不愠不怪。

      如今,东行江浙的小兵一直坚守在学术道路上,在中国小说史、宋元明清文学史多有建树。

       ……

      同学们的梦想,智慧,才华,气质,像一面面镜子映照着你,又像一根根单杠提引着我。操着各式各样乡音的湘大同学,那时全部来自三湘四水,都是高于全国重点本科的分数录取。尤其是文科同学,很多人的成绩在各县区名列前茅,还有不少“状元”、“探花”。

      还记得恒忠那次来找我改稿,颇有礼贤下士之风。

      “你是……”一个个子瘦高、气质儒雅的老兄叫着我的名字微笑着问。

      大二的我牵头主笔为校《图书馆与读者》写了一组三篇人物报道,恒忠是编辑,他跑到宿舍楼四楼征求我对文章修改的意见。

      他是浏阳人,当过中学的校长,后来毅然抛弃安稳的工作,考到湘大来读哲学。他的经历与功力,超出绝大部分从高中到大学的同学们。大学期间,他就与老师合作在湘大学报上发表了学术文章,这在大学生中间是极少见的。“闻鼙鼓而思大将,挑战杯烽烟又起。”我记得他在另一篇新闻报道上作的标题,文气盎然,极富鼓动。

      参加工作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不多却紧密的联系。因为写作、打篮球、串老乡,我和哲学、历史、经济的一些同学认识。没有主动争取,跨班、跨系跟校内更多的同学交流,是一大憾事。

      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那课堂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但那是虚构世界的人物。

       ——黄土高坡上的这些师长、同学和学长,在现实的世界里,也像他们一样,个性鲜明,形象生动。

      青春就是应该这样,无须矜持,无须高傲,去张扬自己的个性,去欣赏同学们的长处,去结交那些值得学习、意气相投的人。

      幸运的是,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很多校友,甚至惊奇地碰到了同栋同宿舍同铺位的学长。但凡只要了解到彼此是湘大毕业,绝大多数人的距离便以火箭般的速度拉近,我的工作因此也得到很多便利。

      这种朴素纯真却又深沉浓厚的湘大情,究竟源自何方?它是否既饱含了师长们的温度,也交织着同学们的友情,还体现了一所新兴大学自强不息的校风?

      二十年前的六月,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拖着行李箱离开宿舍,准备到单位去报到。此前一晚揣测,明天告别校园的路上,定是心潮澎湃。

      在暖暖阳光透过的树荫里,从北山下山,过图书馆到南山,再走出三道拱门,孰料心平如镜,异常淡定。一个名为社会,更为广阔的全新世界在等待着,但我已经没有四年前报到那天时的紧张了。

      这三道拱门,就像那出船的港口。整整打造、准备了四年,小船就要第一次扬帆出港。尽管海平面是那么的未知,但水手却充满了渴望。

      小船并没储备多少淡水、食品、粮草,水手所依赖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载的知识、梦想,还有青春岁月里生长的无惧无畏。

      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风格外强劲,常常咣当咣当恨不得把窗户撕碎。同学们走在路上,常常爱哼流行歌曲:“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风,把青春之帆吹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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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6月23日参加同学班会回母校

       (作者系湘潭大学91中文2班毕业生,新华社高级记者。发表了大量记录时代变革、力求经世致用的新闻报道与调研成果。著有“湖南地方发展三部曲”之称的三本著作:〈〈后发赶超凭什么〉〉〈〈富强湖南靠什么〉〉〈〈应对舆论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