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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南山到北苑

    怀念八十年代的湘潭大学生活

      编者按八十年的大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作者从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二十年后,写就的一篇回忆当年大学生活的文章。弹指间,二十年过去了。岁月改变了容颜,却改变不了同学间永恒的情谊;时间逝去了青春,却逝去不了大家对黄土地上的美好回忆。谨以此文,献给大学毕业二十周年的你我和那段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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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年后的湘大82级中文同学相聚

      隔着二十年的时间栅栏,我仿佛又闻到了二十年前大学生活的味道。

      

      二十年前,我们还是年少轻狂的青皮后生,自以为身怀利器地离开校门,满怀憧憬地急切切奔向现实社会;二十年后,我们依然满怀憧憬地急切切奔回学校,只是不再是当年的莽撞青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心情,面对自己二十年的腾挪辗转和并不见丰厚的成绩,有点心慌慌地不知如何面对二十年前的大学和当初心照不宣的旦旦誓言和承诺。二十年,足以见证一个时代的天翻地覆,也足以见证一代人成长的斤两份量。二十年前,我们在这里接受当年还让人羡慕的大学教育;二十年后,我们足以有时间护送我们的下一代又走进不再那么神秘的大学课堂。如果说这二十年是我们人生最厚重最灿烂最拼搏的岁月,那么大学四年就是我们孕育希望萌芽理想而勃勃生机的年月;如果说二十年的人生之树还多多少少挂了一些果实,那这一切源头都是来自当初哺育和呵护我们的湘潭大学。依然记得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里所唱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如今当我们真的二十年后再相会时,心中多了一份惶恐和唏嘘,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已然成了八十年代的老一辈了。

      在这个有点怀旧的年代里,八十年代一天天远去,成为时间逝去的孤帆和需要打捞的陈年旧账。一些有关八十年代的报道的书籍也隔三差五地出现,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上了最近畅销书排行榜,封底上分别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常见词”,以“激情、天真、使命感、人文、启蒙……”与“世故、利益、失落、焦虑、身体……”双峰对峙,让后来人再次领略那个煽情的时代精神。让我们再一次与八十年代文化圈子这些熟悉的重磅人物——阿城、北岛、崔健、甘阳、陈平原、李陀、刘索拉、田壮壮、陈丹青等重新回到那个激情的年代,正因为有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才会有后来九十年代的学术,有时真该庆幸我们是这个思想年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当我们现在回望那个时代,在自豪的背后也不免有点伤感,现在就开始的回忆让人觉得好时光离人越来越远了,而历史就是在这些不经意的回忆中超越了过去,所有在那个时代度过大学时光的年轻学子都会为此感到时间的急骤步伐。除了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津津乐道那个时代外,在各种时尚的杂志中,八十年代也成为主编们策划的怀旧专题,就连《中国企业家》杂志都在追热门,做了一个“八十年代”专题。不过让人吃一惊的是:他们专辑的题目不是“回首八十年代”,而是“生于八十年代”。看看这些生于八十年代的二十来岁的CEO: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25岁)、PCPOP首席执行官李想(25岁)、163888翻唱网首席执行官郑立(24岁)、MaJoy总裁茅侃侃(23岁),真让人感叹,在我们当初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更不用说网络为何物的时代,新时代给了他们那么好的机会。“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要换成“生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了。二十年前,我们离开校门时,心中满怀激情地说,“时间开始了”,二十年后,当我们再次相会时,我们不得不深情问,现在就开始回忆了?

      

      在一个低录取率且免费上大学的年代里,我们确实是很幸运的一代。在当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风行天下时,万元户还是许多人梦想的光环,哪像现在一万多元一个学年学费,我怕我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拿着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发呆或者悄悄地藏在家中的阁楼上,等待着它一天天发黄。1982年上大学时,我们老家还没开始分田到户,得靠生产队的口粮和年底分点猪肉过年,尽管那时父亲已南下广州做木工活,但所得菲薄的收入还得交给生产队购买工分以分到五口人的口粮,每个月父亲省吃俭用地挤出10元钱寄给我做生活零用钱,已是一笔阔绰的费用了。每到月初,我拿着父亲寄来的淡绿色汇款单,一个人从南山403宿舍(大三后搬到我们习惯称为黄土高坡的北山宿舍)走到几里外的羊牯塘邮政所,从那个高高的柜台里小心翼翼地接过一张十元钱,然后又折回学校。知道父亲的艰辛,我从来不敢乱花一分钱,记得最早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在学校的小书店里花五元钱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至今还在用,而现在同样的词典价格已超过100元一本了。

      邮电所设在校门数百米外,这里有一趟6路车开往湘潭市区。每到周日,在这里关了一个星期的学生就三三俩俩结伴到市里去放放风,使这里骤然间就成了一个人多拥挤的候车之地,有如集市一样。那时候车时间超长,且趟趟车都超载,没有一定的力气是挤不上公汽的。一毛钱就可坐到市里,而到市里的砂子岭好像还只要6分钱,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常常坐到那里下车,然后步行。我一般先下车后经过当时的市邮电局(邮电分家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拐角便到了市新华书店,泡上一段时间,主要是看书,实在心仪已久的好书就下决心买下来。那时的书价都在几毛到一二元间,二元已算是高价了,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是二三十元一本。可即使是这样便宜的价格,我们还是不敢乱买,还得三思而后行。记得《朱光潜文集》当时没有一次出齐,是出一本卖一本,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下了其中二本,一直到毕业后,文集还没有出全,所以现在书架上的这套文集都没配齐过。所谓三岁定终身,有时候在学校里养成的好习惯受用终生,逛书店就是那里养的好习惯,就像女人逛商店一样,不一定要买什么,而是变成一种生理需要。这是一个窥视时代精神获取时代气息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当不经意中发现一本你心仪已久的书忽然出现在你面前时,就像你在他乡遇到一个神交多年的好朋友一样,那份开心和精神的愉悦不只是你一月又多挣了几两银子所能换取的,更不用说是那种种读书的高尚理由,当你把它当成一种纯粹的愉悦,就已经足够了。二十多年了,这种逛书店的习惯庆幸依然保存下来,即使是1993年来到被人称为物欲横流从没有时间读书的深圳这座城市,在紧张的奔波忙碌之余,我都会挤出一些时间去八卦岭书市批发市场逛逛,去的多了,那里的一些店老板都熟悉了,给我最大的折扣。

      

      那时上大学不单不交学费,而且困难学生还有奖学金与助学金,同学们大部分领取的都是乙等助学金,像我们宿舍除了秦老五和吴志宏是甲等每月25元左右外,5张上下铺睡了8个人,有5人是乙等助学金,每月可能是17.5元,全部发成餐票。宿舍里家里条件最好的要算父母均在长沙湖南医科大学工作的肖宇宏,他好像没领助学金,当时宿舍里惟有他有一个黑色卡带式单放机,苏小明的《白兰鸽》,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邓丽君的许多歌曲都是从他这个黑匣子里听来的,尽管有时也装模作样地放入英语磁带,不过那大多是拉虎皮扯大旗的事了,如今英语课文不记得一句,倒是二十多年前听来的歌还能哼上几段。当然对肖宇宏本人来说,黑匣子功不可没,从那时就埋下他必定要去会英语的美国的伏笔,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大洋彼岸是否还会想起这个曾给我们宿舍带来欢乐的黑匣子。而女生中好像只有班长邹健(一直不明白小女生为何取了一个男生名字)有一个手提的双卡录放机,在班会或者晚会上发挥了它的用武之地。

      在大学的那几年,正是十七八岁饭量大的时候,一到上午第四节课时,总是觉得肚子咕咕叫,如果老师上课拖堂,饥饿的我们总会敲起桌子提醒老师,先是一二人敲,慢慢会有大部队迅速加入,看来进食食物比进食知识更为急切。现在想来,对当时的老师还心有愧意,二十年后说一声对不起了。梁实秋在回忆他的清华读书生涯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到了第四节课时,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子里会呜呜地大叫。每逢用膳时,大家挤在饭厅外,那时感觉不是饥肠辘辘,而是胃里长鸣。看来大学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南北,都有共同的地方,至少在对食堂的感觉上类似。我们那时一二年级先在南山,有第一、第二食堂,每到用餐时,去食堂的路上浩浩荡荡,全是拿着钵子调羹的学生,食堂里排着一二十米的上十个队伍,小小的黑板上写着十来个菜名,我要的最多的菜是青椒炒肉,每份三毛或者二毛五,再要一个五分到一毛的白菜,反正一餐饭很少超过四毛钱,一般在三毛左右。因为用餐的人多,逼出了我们进餐的速度,从宿舍到食堂大概一二百米,我有时打完饭在回宿舍的路上就把饭吃完了,回到宿舍只要洗碗了,这个习惯到现在还难改,有时在单位食堂用餐,也不过几分钟解决问题。

    80年代的82级中文超级女生.JPG

    ▲ 80年代的82级中文超级女生

      

      在南山的时候,我们主要在第一教学楼的四楼教室上课,宿舍到教室与到食堂的路程差不多,很多人不吃早餐,就是为了能多睡一会。8点上课,大都捱到7点半后起床,有时确实来不及了,只好带着被窝的气息一咕噜跑到教室,在朦朦胧胧中听老师讲论语里的“宰予昼寝”,然后课间休息时匆匆溜回宿舍整理容颜,老师的宽容和自由的课堂气氛也培养了我们的宽容和自由。现在想来,那时还是不太懂事,不过教材也很陈旧,尤其是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文学理论还在讲文学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而对人性和人道主义正是大讨论时期,当时还专门邀请了社科界著名教授杨炳来作报告。记得好像是在图书馆二楼,我们一早就去占座位,他讲了二个多小时,好像是讲马克思的1844年的哲学手稿,讲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区别。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那就是他说的青蛙和蝌蚪的问题,是先有青蛙还是先有蝌蚪,类似于后来的鸡和蛋的哲学问题一样。人道主义在后来的讨论中还涉及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如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涉及到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主人公在雪上用身体拖出一个大大的人字还是问号,还有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我和老五还就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争执讨论过。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一个人性的大启蒙,这个思潮对后来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82年,我们上大学时,正好赶上党的十二大召开,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从此开启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新时代,各种思潮像潮水般涌来,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正热火朝天,尼采的超人理论很受追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恶补了许多当时被认为最前沿的西文新思潮理论书本,后来有一本《当代文艺思潮》,上面发表过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可谓风行一起。多少年以后,我在深圳做记者,曾经在一个聚会上遇到过也在深圳工作的徐敬亚,心中对他表示过一番敬意。他的爱人也是著名诗人的王小妮也在深圳,至今还是一个少有的从那时就坚持写诗的著名诗人。这本在甘肃那个偏远地方出版的前沿杂志《当代文艺思潮》在我到长沙参加工作的头几年都坚持私人订阅。此外还有《收获》,最近几年由于兴趣和时间的问题,就只是偶尔翻翻了,而《当代文艺思潮》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就销声匿迹了。

      那时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思想才刚刚解冻,保守的东西还很多,尤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很深的现代当代文学,更是小心翼翼。不要说对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很大地位的胡适我们知之甚少,当今年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要给胡适先生在北大树一尊雕像时,许多人才恍然过来,我们古老的中国现代进程中还有一位这样不可忽视的开拓者,更不要说现在火得一踏糊涂的张爱玲和与她有点瓜葛的胡兰成当时不让讲,就是梁实秋仍然只被认为是“资本家的乏走狗”,而他的优美而充满灵气的散文,我毕业后才认真读到。最要命的是就连湖南乡土作家沈从文,也很少正眼看他,先在国外热了一圈后才在国内有点反响,不过真正阅读他还是参加工作后,现在看看,凤凰的热火朝天的旅游如果没有这位差点得了诺贝尔奖的文学大师,将不知会逊色多少。我们的眼光是在那个时代给慢慢打开的,而这些不是那些教材所能给你的。

      现在想来,我们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代,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代。看看当年的那些许多刚刚从牛棚里出来就走上讲台的老师,他们那么急切地想把被耽误的美好年华与知识一起传承给我们,尽管这些意味直到毕业后才慢慢体会到,可此时一些年长的老师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看看当时中文系里这些学术影响力沉甸甸的名字,姜书阁、彭燕郊、羊春秋、萧艾、张铁夫等等,我们都有幸亲炙教诲。

      当时我们最喜欢的课程是西方文学,因为每讲到一部西文名著时,就放映一部同名电影录像,这也是让别的系的同学最羡慕的地方。这个电教室设在第一教学楼最顶层的西南角,也许是由于当时放映设备贵重,必须将它设在一个安全的角落,本来放录像时只准中文系的同学进去,可难免各种关系有人混进来,于是必须先去占座位,后来的同学只好把课桌垒起来,高高地坐在后面,要不就趴在窗户上看。像《悲惨世界》、《九三年》、《约翰-克里斯托夫》、《汤姆叔叔的小屋》等都是那时观看的,至今印象深刻。由于当时接触这些名著电影的难度很大,在现在影碟满天飞的时代,我确实恶补了一把,几乎买到了我认为该买的大部分电影名著,很多人说,你现在可以开电影馆了,看看时代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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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二十年后拜访彭燕郊老师,得到他的鼓励

      

      图书馆与教学楼、宿舍正好呈三角形,宿舍的西边与教学楼的北边就是图书馆(现在又改建了),第一层楼东是报章杂志阅览室,这里成了学生最爱去的地方,翻翻报纸外,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自习了,许多人晚餐后就立马跑过来占位子,有的是放一个书包,有的甚至只放一本书,我也经常去,许多文学杂志都是在这里看过的。这个阅览室与后楼之间,有一个空隙,正好避风,场地相当于一个羽毛球场地那样大小,正是打羽毛球的好地方,我和周则灵、张吾愚等好几个同学都在这里打过球,到了毕业后,羽毛球也成了我少有活动的项目,没想到这个基础还是在图书馆旁打下的。

      到图书馆当时还有一个便利条件,付翔不知怎么混进了图书馆当了一名义务资料员之类的美差,来了什么新书,他就借职务之便先睹为快,我们顺便去找他,也沾沾他的便宜,记得李浩沾的便宜最多,他那里时常有什么新书,我也常去翻翻,合适的就顺便拿走。李浩后来与我同病相怜地分到了长沙一个省级单位,有很多闲暇时间一起到袁家岭新华书店去买书,这大概那时候养成的“坏习惯”。后来,我们同时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到了有线电视台,我则漂泊到深圳,当时经常在一起的苗条的李浩,现在是电视台里的头头脑脑,除了体积变大外,要想见到他真人已是有点难度了,人在道上,身不由已。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北苑已开始建成,我们中文系最早搬到那里,好像是第四栋,新的教学楼也在北苑建好了,从此我们的学习生活圈子就搬到这个被我们称为黄土高坡的地方,由于一切都是刚建,还来不及种树,到处都是黄土,所以取了个这样的名字。从南山到北苑必须翻一座山,那时有个很高的梯级路,大概有数百级,再后来旁边开了一条南山通往北山的马路,不过为抄近道,我们还是以翻山路为主,山顶上有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倒三角形水塔,远远就能看到,成了北山的一个标志。

      住到北山后,到南山来的时间就少了,最多是去看电影,露天电影场设在梯级路的下面,一下山就到了,东边是当时的老师宿舍,西边则是一个幼儿园。中间一大块空地便是露天电影场了,那时业余生活比较单调,放电影就如同过节日一样,一场电影一毛钱,早早地搬上凳子去,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国外电影叫《冒险的代价》,讲一个电视台为了做一个节目提高收视率,挖空心思导演了一场真人追杀的节日,最后被所雇佣的演员所揭露。现在电视报纸等媒体的竞争异常激烈,各种真人秀节目纷纷上阵,看看人家当时的思路,早已是国外同行玩剩下的了。而我们当时只是觉得好看,拍得跟真的似的,没有更多的往其他方面想,可见开窍得不多。

      北山虽然是黄土高坡,可也是广阔天地,给我们傍晚散步和周日提供很大的活动空间。吃完晚饭后,三五成群的人就开始往更北边山地去了,都是一些不高的丘陵地带,树木也不多,懒懒散散地长了一些马尾松和灌木丛,遮盖不住满山的黄土。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这片山地经常有江麓机器厂的坦克在这里横冲直撞地试机,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我们免费体验了一番战争景象。山沟里还有许多农田,一到周日,我们就提着桶子三五人到田里抓泥鳅,其实抓泥鳅是小事,为单调的生活找一点乐子倒是真的。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挽起裤脚弯腰在水田里淘金一样劳作,三三点点的布满一汪水田中,那都是我们的队伍。

      时间就是这样好,许多当时认为不怎样的单调生活,现在想想都是值得意犹未尽的回味。好好珍惜每一天,好好过好每一天。当我们哪一天再回味所走过的路时,我们才知道没枉费那一片黄土高坡,没辜负大学里度过的四年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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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和,82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现任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