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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湘大人 | 姜书阁先生:造化当初因有果

     

    1974年湘潭大学宣布恢复建校,荒山起家,广纳人才同年文革中重获的姜因拒绝接受在“评法批儒”中以所谓“法家著作”代替古典文学教学,断然提笔手书退休申请。
    5年后的春末姜书阁接受湘大聘请举家南迁,复职教授,先后担任先秦两汉文学及汉魏六朝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湘潭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1年。
    湘大之于姜生,姜先生于湘大,知音也。先生逝后刘建国教授为其书挽联
    少壮浮沉宦海,不忮不求
    行正道而处世立身,出污泥而全心保性
    晚年跋涉书山,专心专意
    遵马列以循名责实,开云雾以去伪存真   
    寥寥数语,尽先生率真。先生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从政数十年官至高位而书生本色不褪,曾诗讽逐利小人:“青蝇点白壁,斥晏笑高鸿;肯与争腐鼠?情如失鸡虫!清心遗世虑,却俗乐郊垌。”此番性情,与其文人风骨密不可分
     
    幼时,祖父教导严苛,引其步入文学殿;高考“误打误撞”考取清华政治系,应对专业课程压力同时兼研“桐城派”古文,年仅19岁便述《桐城文派评述》一书;这部著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收入《国学小丛书》与《万有文库》,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评述了清代桐城文派,业内声誉极高。
    毕业后踏入政坛,竟也于乱世闯出一番成就。官居高位之时,先生未曾放弃过自己对中国文史的爱好,学养渐积;身陷囹圄之际,在牛棚彻夜不熄的刺目灯光下,在黄河岸边涛声阵阵的农场泥屋里,先生腹稿作诗,近40首旧体诗词因为抄在香烟盒背面而得以保存。
    辗转半生,先生终于重归校园,在青海师范学院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他视学术同生命,曾在诗中将自己的教学生涯喻为古井汲水,“归来宵索綯,明朝修绳引”,“其汲莫复停,济人亦活我”。也许是中年方从教,他对于学业,对于时间,都有一种紧迫的追求,一种急切的把握。在经济困难的1962年,曾有过撤销青海师院的传闻,一时人心惶惶,姜先生诗曰:“岂为消闲频按曲?却缘蓄志欲传经。今番若遣还归去,说与亲朋作话听。”忧虑失志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跃然而出。
    先生晚年执教于湘大,虽古稀,学术热情依旧。每次家中讲授文学史,都会挂上黑板,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连续讲上三个小时,从先秦到魏晋,为两届学生一共讲了整整三年,姜弟子周健记下的厚厚四大本笔记,达一二十万字。
    同是姜老的研究生、原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主任谌东飚教授回忆说:“我们几位研究生不愿姜先生往返奔波去教室上课,就在先生家的客厅里摆开两张四方形的餐桌,围坐在周围听先生讲课。姜先生总是按时开讲,到点下课,从不敷衍。他对作业批改的细致程度,甚至我们这些已从事多年中学教育工作的学生都感到吃惊,因为他对所有的错字、潦草的字,甚至于用错的标点符号,都一一予以指出或改正。” 
    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蒋方一直感念恩师当年教诲,常想起在湘大读书时,每次去姜先生家,总见先生独坐书房,埋首写作,见人来,思不能停,待写完最后一个字才起身招呼。九十年代以后,学术著作的出版日渐维艰,他仍集中精力完成了两部论文集的写作,收入二百零二篇文章,定名《百一集》和《百一集续编》,作为一生学术追求的总结。
    所谓大师,即高校之魂韵。湘大从一所只有几百名大学生的高校到拥有几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高等学府,从一片荒山到一座新兴大学城,离不开代代师生校友的凝心力。回望湘大,以陈仲沪、袁龙蔚、姜书阁、羊春秋、尹世杰等学者为代表的大师倾力育英才,他们身上有股孜孜不倦艰苦卓绝的“劲儿”,这股“劲儿”奠定着湘大精神雏形,而这雏形又成湘大今日发展未来的动力源泉,不论何时始终提醒麾下学子:屏气凝神做学问,关切世事葆初心。
            斯人往矣,其韵永存。今年时逢先生诞辰110周年,特转载由姜逸波口述、谢喆平整理的《造化当初因有果》一文,愿与诸位校友共同走近大师,悼念之余,也希望后来者能从中获得更丰富的启益。

    1985年11月,姜老78岁生日时与夫人合影于湘潭大学松涛馆阳台上。_看图王.jpg

    姜书阁(1907—2000)[2],字文渊,笔名长天纾翮,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满族农民家庭。正黄旗,满姓姜佳氏。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在校期间旁听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梁漱溟等人的文史专题课。1927年,以“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一文获清华“丙寅学术论文奖金”第一名,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印行单行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专著《桐城文派评述》,1934年出版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另著有《世界治外法权史》。译作“美国黑人诗歌选译”发表于鲁迅主编的《语丝》,“雪莱小诗选译”发表于《清华周刊》。早年曾任哈尔滨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黑白半月刊》主编、《北平晨报》主笔、《政治建设》月刊主编。后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国税署署长、财政部政务次长、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后,受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担任西南税务学校、西南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20世纪50年代后期执教于青海师范学院,晚年移教于湘潭大学。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生著述甚丰,涉猎的学科跨越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财政学。1980年以后出版有:《陈亮龙川词笺注》《诗学广论》《中国文学史四十讲》《先秦辞赋原论》《中国文学史纲要》《文心雕龙绎旨》《骈文史论》《汉赋通义》《说曲》《松涛馆诗集》《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
     
     造化当初果有因
    我的父亲姜书阁,字文渊,籍贯辽宁凤城。满族正黄旗,祖姓姜佳氏[3]。实际上,姜佳氏族谱虽然编在正黄旗,但并不是贵族,更不是皇族。父亲1907年出生,他的名字是我祖父按家谱起的,他这一辈是“书”字辈。他常说自己出身于农民家庭,因为祖父早年务农、赶大车,二十七八岁才开始读书。
     
    一、童年
    我祖父原本没念过书,但他干农活之余跟三伯祖(后来是省议员)旁听学习,后来干脆正式学习,只在农忙时下地干活。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父亲出生。
    辛亥革命后,县上办了简易师范,祖父和秀才们一起考入学习。一年半后,他毕业回乡,创办了朝阳岗小学,他当校长,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后来都念了那个小学。
    父亲晚年回忆说,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念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特别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三岁时就开始教他念《孟子》。书放在炕沿上,他站在小板凳上才能够得着。我祖父对他很严厉,他到九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这样他在入学前就有一定基础了,主科的语文和数学念得非常轻松。
    祖父管学校,一周只许学生们周日休息半天,另外半天用来温读一周以来学的国文,要求人人都得会背。但是父亲习惯于理解式记忆,得边背边想,所以不像别的同学那样一口气背出来,结果祖父认为他不用功,常常打他耳光或者手板,弄得他非常反感这周日背书的规矩。
    初小的时候,父亲有一篇约200字的短文被选入全县小学国文成绩汇编里,姓名下注着“九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这大概对他一生的写作有很大鼓励。
    高小第一年学期末,42岁的祖母去世,留下父亲和他的两个姐姐、两个妹妹。这个突然的变故,使父亲一下子成了孩子们的中心,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独子的责任,暗下决心要努力读书、立志成才。他的成绩开始上升,把第一名保持到了高小毕业。实际上,祖母过世后,祖父对儿子的管束有所放松,父亲的成绩上升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1918年秋天,东北流行瘟疫,全村几乎天天都死人,学校只好关门放假。整个秋天,父亲就在家自由地画画、看杂书,也开始对周围发生兴趣。当时,他连城镇都没有去过,只在课本里见过汽车、轮船、自行车这些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他想,是车就得有左右轮,可自行车只有一前一后两个轮子,怎么回事?有一天听说校门口有人骑自行车路过,但等他跑去看时,人家已经走了,他后悔了很多天。1920年他去沈阳准备考中学,在街上见到一辆老式汽车(当时沈阳仅有四辆),“敬为怪物,急避路旁”,看着汽车轰隆隆开过,问了堂兄才知道那就是汽车。
    这年夏天,父亲考取了省立第三中学,但祖父认为他还太小,让他在家里跟自己读《四书》,打好古文底子。当时父亲觉得“我最美好的童年后期,便关在家庭的封建牢笼中痛苦地度过”,哪里想得到这底子后来让他一生受益无穷呢,当然这是后话。第二年(1921年)夏天,父亲考上省立一中,这回祖父没再拦他。
    入学后的父亲上课专心,全部课余时间都用来阅读各种书刊,四年里除得过一次第二名,其他七次考试全是第一。但对他来说,最开心的是考前三名学校会退七块五毛钱的学费,他就全用来买课外书了。当时省立一中的英文教育很不错,他翻译过《桃花源记》,先生夸他译得好。那时的东北是张作霖统治,白话文是被禁止阅读的,他看过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书,那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父亲并不偏科,但在祖父的强迫下选了文科,就没有机会好好学习自然科学,这被他后来视为“一生最大憾事”。
     
    二、唐山大学、清华
    192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唐山大学,念铁道工程,但是工科显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父亲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北大当年因经费问题没有按时开学,父亲就选择了清华。清华1925年开始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大学,父亲进校后为第二届,当时校内尚有两个旧制班和国学研究院。那时清华初办,中国文学系不及北大国学系有名;但法学院各系要优于北大,所以他选择了清华政治学系。
    我听父亲说,当时清华的政治学系是隶属于法学院的。当时的称谓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不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因此父亲从清华毕业时获得的学位是“法学士”而非“政治学士”。当时政治系主任是吴之椿,讲中国外交史课程的是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除本系的课程之外,父亲还旁听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课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专题讲授。在清华期间,他的论文“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获清华大学“丙寅学术论文奖金”一等奖,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还刊发了单行本。大学一年级时,父亲写了《桐城文派评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收入《万有文库》和《国学小丛书》。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这一年他19岁。
    1927年,父亲选修了“国际公法”和“中国外交史”课程,写出来20万字的《世界治外法权史》书稿,校长罗家伦和教务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吴之椿教授特加赏鉴,曾经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太平洋书店推荐,但因为“内容太专”而未获出版。
    父亲常说,1926年秋入清华,到1930年暑假毕业,四年间的学习决定了他一生治事治学的道路。[4]
     
    三、走出清华
    1930年从清华毕业后,应朋友(但是我记不得是哪位了)邀请,父亲前往哈尔滨,做东北特区教育厅的秘书,同时还兼任了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第二年他调任察哈尔省教育厅秘书,兼编译室主任及第二科、第三科科长,还曾以主任秘书代行厅长职务四个月。厅长是高惜冰学长(清华1920级,也是辽宁凤城人,是父亲的亲戚),父亲从哈尔滨来到察哈尔工作,就是应高惜冰的邀请。在察哈尔期间,父亲曾受教育厅委托,前往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聆听晏阳初先生介绍情况,后来出版了《定县平民教育视察记》。[5]还出版过平民教育专论《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一书。
    1933年,父亲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科长、督学等职务。这一时期,他还主编《黑白半月刊》,发表了具有进步思想但仍属改良主义范畴的长篇论文《论作文、作学、作事、作工与作人》。1933年至1935年,《东北月刊》和《行健月刊》连续发表他的《世界治外法权史》之中的六章(遗憾的是,书稿的其他几章在“七七事变”中遗失了)。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教育制度》。1936年,父亲担任《北平晨报》的主笔,撰写过近百篇社论,其中有斥责日本浪人在中国走私事。他离开后,主笔一职由罗隆基接任。[6]
    七七事变后,因为在《清华周刊》和《北平晨报》上发表揭露日本人的社论,父亲自然无法留在北平,于是就携全家在天津避难。此后,南京成立抗日大本营,父亲好友、清华校友高惜冰从南京来电邀请,父亲就携家赴宁,从此离开了北方。
     
    四、蒋廷黻、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清华校友张静愚(清华1911级,北伐时期的空军司令,1940年任财政部全国税务署长)通过高惜冰邀父亲到财政部任职,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官场生涯。后来父亲又到行政院任专员,其间兼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的秘书。
    蒋廷黻曾是父亲在清华的老师。父亲毕业前半年(1930年),蒋公是父亲选修的“中国外交史专题研究”课的导师。父亲的一篇三万字的《魏源及其世界知识》论文,被蒋公评为“最优秀的研究成果”。父亲任蒋公秘书近两年(1939年1月—1940年秋),蒋公把他学术性的工作大多交给父亲完成,比如草拟讲稿及工作报告、筹策方案等。1940年蒋公派父亲任行政院编审时,父亲依旧兼任蒋公的秘书。当年秋天父亲调任财政部荐任秘书,这才卸任了行政院秘书。
    这一时期,父亲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已任职多年,对于整个财政业务经历了由逐渐熟悉到精通的过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撰写长篇论文《战后整理财政刍议》,发表在《财政学报》上,得到重视。1945年底父亲接任财政部税务署署长,1948年改为国税署署长。他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治政,曾在《货物税之立法准则》一文中,指出货物税“立法之精神,实常循若干确定之准则,使国计、民生两者兼顾,俾能成为一种公平合理之税制。”
    实际上,父亲一生酷爱的还是文史研究,只可惜在他中青年时期国难当头,时局动荡,找不到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命运阴差阳错,把他推上了仕途。但他一直保持自己的风格,硁硁自守,廉洁勤奋,永远以书生自许,任何时候都表示随时可以摘掉乌纱帽,回到书斋。这也是当时官场中人所做不到的。即使后来在南京公务最繁忙的时候,实在无暇写文章,他也每天下班回家读一个多小时的书,在三年内把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南史》、《北史》……直到《明史》都读完了。[7]
    1949年5月,父亲被迫去广州,担任财政部政务次长。他为官时间越长,对时局就看得越清。6月,他坚决辞去了财政部次长职务,不顾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胁迫,以及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多次登门劝说(杭许以教育部次长的要职),拒绝离开大陆。1949年8月,他悄悄由广州飞回重庆,仅担任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及教育部顾问。11月,重庆解放。
     
    五、新中国
    由于父亲在民国财政部上下素有“廉洁、洁身自好”的公论,建国之初,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将军亲自签发聘书,请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参事。父亲先后主持创办了中央税务学校西南分校、西南财政干部学校,并担任副校长。他一面参与学校行政管理一面开出“租税概论”、“新民主主义财政”等课程,并出版《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一书作为当时的教材。
    在西南时期,父亲去贵州参加过六个多月的土改,担任大队长。1954年,父亲调到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学校学习,他说他在那里真的是认认真真地看了三年书——对他而言,未尝不是非常充实的时光。
    195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青海省省长袁任远到四川聘请高校教师,四川省统战部也号召知识分子支援边疆建设。作为重庆市政协委员的父亲出人意料地报了名。由于行程紧迫,路途遥远,临行前于仓促中父亲找到一家拍卖行,以40元钱卖掉了所有的家具,只拎着几口皮箱,拖家带口地去了尚不通火车的西宁,离开生活了20年的天府之国重庆。多年以后,很多人追问父亲是不是“右派”,是不是被发“发配”去的。其实都不是,父亲真的是自愿报名去支援大西北的。那时他已经51岁——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股力量,一种似弱实强的坚韧劲头。
    到西宁后,父亲被分在青海师范学院,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许多年里,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学术信息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更有频繁的“运动”,他仍旧潜心治学,在陋室(用他的原话说是“西宁古城台一间湫溢的陋室”)里,他完成了8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由于条件所限,《中国文学史纲要》当时只能作为青海高校教材印发了300套(分上、下两册)。1964年,他又完成了《陈亮龙川词笺注》,但是由于当时出版界的某些偏见,这部著作也未能即时出版。这对他虽然是个打击,但他把稿子收起,又开始了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直到“文革”突然降临。
    1964年,青海省统战部派父亲到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一年,记得当时聂真是校长。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父亲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学院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很好,比起青海的艰苦生活和繁忙的工作,父亲觉得很轻松,过得很愉快。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我记得他说过,他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是青海藏区的大活佛夏荣嘎布,另一个是福建知名华侨郑日辉。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境遇可想而知(“举世汹汹,岁月艰难”)。他被剥夺了读书、教书和著书的权利,被迫劳动六年。在牛棚彻夜不熄的刺目灯光下,在黄河岸边涛声阵阵的农场泥屋里,每当夜阑人静,高原的寒气透过身下的麦草向他袭来时,他常常难以成眠,就用打腹稿作诗来熬过漫漫长夜。他有近40首旧体诗词因为抄在香烟盒背面而得以保存下来,当时命名为《麦草集》。
    1972年,父亲本来已获得“平反”,重上讲台,但1974年,他又因为拒绝接受在“评法批儒”中以所谓“法家著作”代替古典文学教学,就被视为“不识抬举”,被要挟退休,他就断然提笔写了退休申请。
    那时候,在青海的多年艰苦生活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后几年一到寒冬,就常常因为普通感冒而引发肺炎、高烧甚至咯血,现在才知道其实那就是高原病。[8]
     
    六、湘潭
    改革开放后,内地大学纷纷引进人才,父亲的人生得以从此改写。
    本来,湘潭大学是想要调动我的先生,其间听说了父亲的经历后,立刻派专人上门要聘任他,并答应一切条件。我当时还在上大学,有些犹豫。此前广西大学也曾同意聘请他,但是湘潭大学动作很快,广西大学还没有启动程序时,湘潭大学已经把父亲和我先生的调动手续办好了,连我的转学事宜都先行在教育部备了案。盛情难却,1979年4月,父亲接受了湘潭大学的聘请,我们举家南迁,在湘潭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1年。
    1980年,父亲在湘潭大学正式复职为教授,先后担任了先秦两汉文学及汉魏六朝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虽然1974年湘潭大学才宣布恢复建校,但由于这是毛泽东家乡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全国各地高等院校都积极支援,图书资料日渐丰富丰富。调入湘潭大学以后,父亲共计有400余万字著作面世,其中的大多数是在70至90岁之间完成的。他晚年著有《诗学广论》、《中国文学史四十讲》、《先秦辞赋原论》、《汉赋通义》、《骈文史论》、《说曲》和《文史说林百一集》及《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
    1982年12月,75岁时,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书生本色
    无论是青年时期做主笔,中年当署长,还是老年当教授;无论是在东北、华北、西南、西北还是中南;无论是在办公室、“牛棚”还是“松涛馆”,父亲一生都笔耕不辍。我想,他一辈子在骨子里都是个书生。
    90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著述_看图王.jpg
    父亲早年高官卸任的时候一贫如洗,寄居在上海一个旅馆中。那时上海专以揭露权贵而著名的《铁报》,曾在头版刊登过一篇《廉史外传》,指名记载父亲清苦的生活,并预言他“将以穷教授终其身”,这在上海财税界引起过轰动——父亲后来果然是一介穷教授,当然这是后话了。
    对于个人的物质和金钱,父亲没那么在乎过。他一生简朴,不事奢侈与张扬,生活清贫而极有规律和条理。无论是战乱年代、艰苦岁月还是身居要职、声名显赫之时,他都不曾颓废或放纵过。无论条件多么简陋,只要给他一间小屋,能摆下书架和书桌,他就能静下心来读书和撰著。
    他一生热爱的是文史哲研究与写作。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虽然饥肠辘辘,腿浮肿得一摁一个坑,但父亲每天下了课,就一头扎进书房撰写《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他以一己之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在缺乏借鉴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80万字,今天简直难以想象。他说自己是“靡朝靡夕地拼着老命”,确实,每天一万多字的写作量很让家里人担心,母亲常常有意请学生或同事找他聊天,以便让他休息一下,用她的原话说,就是别让他“写死了”。
    回想父亲这一辈子,从东北到北平,而后到重庆、南京、广州、青海、湖南,真的是天南地北、四海为家。进入耄耋之年后,他感到遗憾的竟是自“九·一八事变”前半年离开东北后,60年再也没有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更没有回过家乡。
    他在“九·一八”后主编过《黑白(白山黑水)半月刊》,也参加过“东北旅察同乡抗日会”,1989年发表《<养吉斋丛录>所述八旗制度之误》。在他心里,思乡之情从未淡过。每回说到故乡,他都心生酸楚。他一辈子对故乡回忆最多的是当年东北农村的贫困生活,慈爱勤俭的母亲和少小丧母的悲哀。
    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和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组织《满族文学史》讨论会,父亲才有机会回到阔别了62年的故乡,当他手捧一碗满族农村家常主食——玉米“酸汤子”,吃着玉米面贴饼子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回到早已由凤城县改名为“东沟县”老家时,父亲作诗直抒胸臆:“两鬓飘霜尘土梦”,“故乡今已属东沟!”他感叹世事变化、沧海桑田。那一年,他七十有五,已被大家尊为“姜老”了。
    重回故乡后,父亲渐渐萌生了百年后回归东北的心愿。2000年末,94岁的父亲乘鹤归去。2001年那个清凉的夏季,我们将父母的骨灰归葬于故乡的大顶山下,完成了老人的遗愿。
     
    整理者手记
    姜书阁先生的名字早在清华学生名册上见到过,但只知道他曾官至民国财政部政务次长,他1926级政治系的同班同学中,有福建的邵循正、邵循恪兄弟。
    偶然翻阅《1911—2011清华百年诗集》,里面收了萧公权、吕春沂、邵循正、姜书阁、林同济五位政治学者的旧体诗。收入姜先生的是三首:清华园夏日、入蜀过三峡、凤凰台上忆吹箫:归凤城故里。
    姜先生曾经做过民国财政部的政务次长,居然写得一手好诗?循迹查去,却再难见斯人在政坛的踪影,倒是有若干本古典文学方面的专著,而且大都出版于1980年以后,这时候他该有七八十岁了啊?这真是个谜。再查,1949年后他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来去了青海教书,再后来到了湘潭大学。
    2012年5月的一个下午,拨通了湘潭大学校友会的电话,没人应答。再拨打该校人事处,对方一听要找的人是姜书阁,立刻很熟悉地说姜先生去世了——显然姜先生是该校大名人,但校方热情地给了他女儿的电话,不料拨过去已经关机。再打人事处,对方痛快地给了我中文系的电话,中文系又给了姜先生女儿的电话,一拨就通。
    显然,姜先生的女儿非常惊讶。她说,从来没有父亲母校的人和她联系过。她继承父亲衣钵任教中文系,对政治学和政治学人当然非常生疏。她说,父亲履历中从来都填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父亲的照片和资料大部分保存完整,连1930年清华的毕业证都保存得好好的。真是意外!
    其实,政治学与文学从来都联系紧密。英国19世纪功利主义政治学大师约翰·穆勒,他以《论自由》名扬天下,但对文学也有很多深刻论述。政治学者转文学,也不少见,比如吴恩裕转红楼梦研究,林同济转莎士比亚研究,姜书阁先生转中国古典文学,都是这一脉络中的例证。但是检视姜先生一生丰富的著述,除了文学史的成就之外,他在教育学与财政学领域的文字,也让人讶异。
    这么一个东北满族读书人,却在湘渝与西北度过一生;这么一个志在文史的书生,却在清华念了政治学;这么一个专心敬业不问官场规则的学人,却居然在时代巨浪中获居政府高位;不料造化弄人,未几即“忍苦求生,辗转川黔陇海三十年”,“所历世变皆亘古未有,踉跄追随,步履维艰,虽几经蹉跌,而终能革面洗心,不负此生”。
    稿成,面对姜先生一尺来高的十数本著作,细读他读书期间所写“清华园夏日”、“清华园初秋去留未定”等诗——1927年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自杀后,作为文学青年的他也曾赋诗一首。看他满纸年轻人的忧伤与感怀,再想他从清华毕业后所经历的一生波浪起伏——以他在国民政府的高位,居然能全身而退,著作等身,顿觉命运世事之奇异造化,远非学问所能解释。
     
    注释:
    [1] 本文选自谢喆平访问整理:《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12月,第122-134页。
    [2] 姜书阁在1938年“入蜀过三峡”一诗开头说“造化当初果有因”,他一生跨越文、史、哲、政、经、教等数门学科的成绩,除了少时的文史底子和清华四年的学习之外,他自己晚年的一段话道出了自己一生成就的要诀:“余自童年读书,即好沉思,自求理解,不尽信师傅之教;及其长也,无论为学治事,皆喜独抒己见,自出心裁,不愿违心逆志,俯仰因人”。(《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自序)
    [3] 姜书阁晚年在自述中说,清末民初时不敢说自己本是满族,只对外说是“汉军旗”以求自保,所以便取了“姜”这一汉姓。
    [4] 针对清华学生“非富即贵”的说法,苏云峰在翔实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实情是“清华学生中确实卧虎藏龙,但1925年开始,清寒子弟开始增多。”(《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8)》)清华1925年开始公开招考,姜先生正是得益于此。姜先生晚年回顾在清华读书时:“我在二十岁左右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确实不曾浪费一点时间,四年中如饥似渴地研读了中外古今文、史、哲、政、法、经、社……各领域的诸多重要著作,也听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讲演与专课。”修订版说明,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5] 《定县平民教育视察记》以游记体写成,观察细致。从清华刚毕业两年的姜书阁注意了到平民教育会介绍情况的负责人的教授本色:“他们大都做过大学教授,所以都很能讲。他们讲来都很清楚,很有条理,与我们在大学听先生授课一样,他们大都先讲理论,后叙各该部组织、工作及未来计划。每次的演讲,都预备许多图表,在讲时悬挂黑板上,帮助我们了解。”
    [6] 姜先生在教育厅的任职使他对教育问题有思考,但他政治学的专业背景似乎一直很明显。1929年《东北建设新杂志》上发表译作“科学与农民”、《北新》译作“新德意志的领袖人物”,1930年《新生命》杂志译作“苏维埃的联邦制度”,同年他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贩毒问题”。从如此广泛的兴趣与写作看来,他担任《北平晨报》主笔社论与时评是必然。此外,《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一书直到今天也是教育史专业经常引用的著作。
    [7] 在政府财政、税收部门的顺利仕途,并未影响与妨碍姜的治学之心,除了哲学、教育、政治时评之外,因为工作关系,他对财政问题也开始涉猎,也颇有所得。抗战期间,姜先生曾参与创办了“中国政治建设学会”,主编《政治建设》月刊达5年,在《现代读物》上发表“中国行政新论”,在《图书月刊》、《新评论》、《财政学报》等长期撰写论文与书评,一般均署其真实姓名,间亦用“文渊”或其他谐音字为笔名,其中《读冯友兰〈新理学〉书后》发表于1941年的《新评论》上,影响很大。姜先生也发表过多篇关于国民教育的论文,并辑成《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一书刊行。早年的治学底子与责任感,大约是蒋廷黻先生对这个学生青睐有加的原因。
    [8] 姜书阁后来回忆在青海的21年时说:“自思居青二十年,虽人事错啎,而山川有情。”